三星堆遗址连拆6个盲盒
人民日报记者现场独家探访
时隔35年后于2021年3月9日重启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今天对外发布了阶段性成果。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站站长雷雨介绍说,三星堆祭祀区新发现的六个器物坑与1986年的两个坑共同分布于三星城城墙与南城墙之间的三星堆台地东部,在8个坑的周围,尤其是西侧还分布着与祭祀活动有关的圆形小坑、矩形沟槽和大型沟槽式建筑。这显示这一区域所代表的考古学文化依旧十分强势。
(此次考古发掘的金面具,三星堆考古工作站供图)
新发现的6个器物坑颇似一号坑、二号坑的“孪生兄弟”,形制与方向雷同,出土文物类似,但新出现的器形已大大更新以往的认识。无论是规模、埋藏行为特征,还是器物组合和具体形态,三号坑都高度近似于1986年发掘的二号坑。专家表示,三号坑出现后,三星堆亡国宝器掩埋说可能性降低,对三星堆祭祀区的性质定义会有质的飞跃。大量的青铜器,显示了在吸收中原青铜技术的同时来自古蜀的自我创新,进一步显示了三星堆这一长江上游古代杰出文明代表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发展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上图均为三星堆器物坑分布示意图)
(上图为记者现场探访,拍摄的3号坑内出土的青铜器图)
北京大学教授孙华认为,三星堆遗址1986年的发掘并不完整,大家根据两个坑的文物就写出了数百篇论文,现在增加到八个坑,对周围也进行了勘探,全面细致的考古工作有助于复原祭祀区内部的空间。
雷雨介绍说,此次考古与35年前的那次考古最大的不同是理念的不同,是把先进的实验室真正搬到田野考古现场的新尝试,具有里程碑意义。恒温恒湿的考古大棚、多功能考古操作系统、文物应急保护平台、可以传输至远程的专家会诊室、考古工作全程纪录系统等等,这些技术保障使得发掘与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成为可能。中国丝绸博物馆专家团队在三星堆祭祀区新一轮发掘中发现丝绸朽化后的残留物,并在样土检测中多次发现蚕丝蛋白,证明三星堆文明已开始使用丝绸。专家揭秘如何发现三星堆丝绸:有丝织物残痕的泥土,颜色定有不同。
(中国丝绸博物馆的郑海玲、杨海亮在三号坑内取样)
连消防专家也被请了进来,对4号坑那些火烧的象牙遗迹现象进行研究,揭示它们是在坑内烧的还是在坑外烧的,达到了多高的温度,以及哪里可能是火烧的第一现场等等。“这次考古不但弥补了上一次抢救性考古时的遗憾,也开启了中国考古的新纪元。新发现必将解决一些过去的难题,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新的谜题。”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王仁湘说。
(三星堆考古大棚内外景)
一号坑二号坑考古的亲历者、此次发掘的顾问、考古学家陈显丹介绍说,新发现的器物坑出土的文物各有侧重,数量上也各有所长,比如5号坑的小型金器多一些,4号坑象牙多一些,而3号坑大型青铜器比较多。
参与三号坑发掘的上海大学的徐坚老师说,三十多年前,一号坑和二号坑的发现石破天惊,以大量前所未见的青铜器、金器和玉石器,超乎想象的埋藏行为,改写了我们对中国早期文明的格局和特色的认识。但两座器物坑也留下了很多未解之谜,两座器物坑的属性是什么?关系怎样?那些摄人心魂的宝物为何制作,如何使用,有何价值?三号坑的发现和整理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理清了思路。三号坑内器物的丰富程度不亚于二号坑,但是在器类、器形和组合上又独具特色,这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器物坑不是特殊事件的结果,三星堆的仪式活动持久而多元。和三十多年前的发掘相比,此次发掘不再仅仅满足于静态意义上的发现宝物,而是利用种种技术手段和理论模型,动态地复原制度意义上和行为意义上的埋藏过程。这不仅仅是接触独特的古代巴蜀文明的契机,也是丰富中国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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